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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杨耀健《抗战岁月是重庆文艺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时间:2016-07-11

文稿提供:杨耀健

主题《抗战岁月是重庆文艺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讲人:杨耀健  重庆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

时间:2015年7月4日

地点:重图四楼多功能厅

记录内容:

     

一、大批文化人士到重庆,使之成为全国文艺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鲁郭茅、巴老曹”的说法,指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六位文学大师。除抗战爆发前已经逝世的鲁迅外,其他几位都先后来到重庆,并留下了传世之作。

郭沫若1938年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城内办公地点天官府。老舍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同年7月随文协西迁重庆。巴金从19407月始,辗转于昆明、重庆、成都、桂林、贵阳等地。茅盾于194010月,从延安到重庆,在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曹禺1942年初辞去国立剧专职务,由江安到重庆,在复旦大学兼课。

张天翼、沙汀、艾芜、肖红、端木蕻良、吴组湘、姚雪垠等50多位作家也涌迸重庆抗战文坛。他们来自战地,来自民众,他们最敏感时代与社会的神经,他们创作的作品,仅先后结集出版的丛书就达50余种之多。

此外,大批电影界、戏剧界、美术界人士也来到重庆,重庆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一是有影响的文化团体成立,二是一大批抗战文学作品问世,三是大规模的抗战戏剧演出。

二、主流作家、诗人的代表作

抗战前期,重庆小说偏重于暴露与讽刺,其代表作是张天翼1938年创作的《华威先生》,沙汀1940年创作的《在其香茶馆里》。小说鞭挞了“空谈误国”和揭露兵役问题中的黑幕。

抗战中后期现实主义占上风,多层次、多侧面展现战时中国社会人生各方面。

茅盾、巴金、老舍的小说,是重庆抗战小说的三座高峰。

《第一阶段的故事》是茅盾的第一部抗战小说。这部小说不是写于重庆,但却是l9454月由重庆亚洲图书社印行的。它是继《子夜》后的又一部描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长篇小说。主题揭示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祖国风雨飘摇之际应当何去何从。小说主人公、民族资本家何耀先起初对战争的看法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希望战吗?怕产品卖不出去;要求和吗?又担心产品和工厂失掉。然而,急速发展的战争未能给他留下多少徘徊的时间和余地,战争很快扩大,中国军民奋起抗战。这时,他明白了只有“打,才是生路”,并且决心办好工厂,为抗战服务。这本书在政治上为激发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战热情起着积极的宣传与鼓动作用,在文学上为抗战小说创作拓宽了题材领域。

写于l941皖南事变后的长篇小说《腐蚀》是继《子夜》之后又一部剖析社会性质的力作,也是茅盾创作道路上又一座里程碑。小说描述了女特务赵惠明的一段人生经历。她在罪恶深渊中挣扎,最后决定改过自新,重新作人,由此展示出陪都这个复杂的社会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小说采取日记体裁,不假雕琢,展现了特务营垒内部的险恶。女特务受男特务,尤其是受有权势的男特务的侮辱是司空见惯的。但赵惠明还有羞耻之心,做过反抗。她要革命者小昭真真假假交代一些人与事,认为这是两全齐美的办法。当小昭提出要越狱时,她又坚决劝阻。当小昭遇难,赵慧明自己也遭枪击后,她终于告别特务生涯,开始新的人生。

《走上岗位》同样取材于上海民族资本家内迁工厂之事,但比《第一阶段的故事》生动得多。书中既有坚决迁厂的爱国资本家,又有不愿迁厂准备投敌的资本家。小说写了这两种不同政治倾向的资本家围绕迁厂展开的斗争。爱国资本家阮仲平在广大工人支持下,战胜了另一资本家朱竟甫挑起个别领工、高级职员及部分工人抵制迁厂所造成的障碍与困难,将工厂由上海迁至内地。这部小说的思想容量十分宽阔,既有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有工人内部的矛盾斗争,还有资本家的儿女们参加的抗日救亡活动。把八一三后两三个月间的整个上海社会生活与社会心态几乎都印映了出来。

巴金是一位以写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崩溃和从其中孕育与成长起来的新人而闻名于世的。随着人生道路、思想意识与文艺主张的发展变化,他的小说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意识自然与以前有所不同。《火》、《第四病室》、《寒夜》便是他战时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三部长篇小说。

《火》共三部。第一部写“八一三”前后上海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反映抗战必胜的信念,流淌着高昂的抗战情绪和爱国热情。第二部在重庆写成,写武汉沦陷前后青年学生在战地服务团工作的故事。这部小说,在散发爱国热情的同时,对当局片面抗战路线带来的恶果表示了不满与抨击。作家借小说中饱受流亡之苦的东北青年杨文木之口说道:“我们老是跟着军队退来退,永远生不了根。”第三部虽是第一、二部的连续,但基调却有较大的变化:由热情高昂而为抑郁低沉。这部小说写从事抗日救亡的青年由抗日前线回到大后方,协助一位爱国的宗教信徒田惠世办刊物,宣传抗日。田惠世身染结核病倒下,其子被敌机的炸弹炸死}抗日爱国青年四处逃散。小说时空跨度大,对抗战前期急遽发展的战争、青年们的抗日精神与心理状态、当局推行的片面抗战路线造成的恶果以及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社会的黑暗、腐败作了全方位的解剖。

长篇小说《第四病室》,是巴金根据自己1944年在贵阳中央医院治病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小说以一个病人的日记对这家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设备简陋,管理不善,脏、乱、差,医生与护士大都懒惰、麻木不仁,工役与炊事员自私、贪婪。更有甚者,花柳病、梅毒患者与一般病人同住一童,贫困病人得不到医治,金钱决定生死。“住在这里,人好像站在危崖的边缘,生命是没有一点保障的。”生活在大后方的人与住在医院中的病人又何尝不是一样地受苦,一样笼死亡。因此,这间可容24张病床的第四病室,可以说是大后方社会的缩影。剖析这间病室,实际上就是揭露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本质特征。

长篇小说《寒夜》写的是抗战胜利前后,重庆一个平凡小人物的家庭悲剧,展现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和种种社会人生情状。文学硕士唐柏青家破人亡,最后惨死于汽年轮下,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毕业生汪文宣饱受人间辛酸,在抗战胜利欢呼声中,吐尽最后一口血痰而悲惨死去,死时悲愤地吼叫:我是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受这惩罚?”其妻曾树生只得作花瓶",最后在茫茫寒夜中消失于街头。他们和广大民众一样,天天盼望抗战胜利,胜利终于来了,但是,胜利给他们带来的却是更深的失望与绝望。在欢呼胜利的鞭炮声与锣鼓声中,重庆街头上要饭的照样要饭,卖儿卖女的照样卖儿卖女。这就深刻地剖析了当时韵社会心态——失望。失望情绪成为人们的普遍的共有情绪。这一心理状态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这篇小说蕴含着的深沉的悲剧力量和悲剧效果,艺术风格沉郁冷隽。

巴金还在重庆写成了中篇小说《憩园》和《还魂草》以及结集的多部短篇小说集。

老舍创作出了多种形式、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他在《三年写作自述》中写道:“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顺着这个要求,我大胆去试验文艺的各种体裁……于小说杂文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他为重庆抗战文坛出力最大,仅收集成集的短篇集就有《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等三部,中篇小说《蜕变》,长篇小说《火葬》与《四世同堂》等两部。《火葬》写的是沦陷区一个名叫文城的县城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有抗战加恋爱的意味。再现了沦陷八年之久的北平人由惶惑、偷生——饥荒——反抗、斗争的人生三部曲。以它丰富的思想容量、强烈的时代色彩、巨大的美学价值成为重庆文坛和整个中国抗战文坛上韵史诗性作品。

其他作家也描绘出时代风云,剖析社会与人生的本质。姚雪垠的《重逢》、《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碧野的《肥沃的土地》、《风沙之恋》、《湛蓝的海》、《没有花的春天》,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田涛的《潮》、《地层》、《沃土》,等等。

浪漫派小说主要出于两位作家之手,徐和无名氏。

的浪漫主义小说写主人公的婚姻恋爱,儿女情长,观照社会人生的浮沉升降与时代风云的变幻,表达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哲理思想色彩。

《鬼恋》写人鬼恋”,主人公是一个女子,曾做革命工作”,从枪林里逃越,车马缝里逃越,轮船上逃越,荒野上逃越,牢狱中逃越”,后来亡命在国外,流浪,读书”;回国后见到“一次次的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富,捕的捕,死的死。历遍了这人世,尝遍了这人生,认识了这人心”,于是决定做鬼冷观这人世的变化。艳丽的女鬼和艳丽的夜色,与污浊的现实人生和现实社会环境形成鲜明对照,透露出犀利的批判锋芒和严峻的人生理性思考。徐还写了《风萧萧》、《春》等小说。

无名氏原名卜宝南,后改名为卜乃夫。他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和《海艳》,在青年读者中影响较大。

《北极风情画》写的是抗日义勇军高参、朝鲜爱国者林先生与波兰流亡美女奥蕾利亚的爱情故事。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流亡到苏联靠近北极的托木斯克城相遇相爱。林先生始而以逢场作戏之态玩弄这位美女,继而认为这位美女恰恰是他倾心追慕的人。于是相爱得真而切,甚至到了疯狂的程度。不久,林先生要回上海朝鲜临时政府所在地去工作,他俩度过最疯狂的相爱日子之后就分手了。这位美女殉情自尽。林先生在苦涯l0年之后来到华山,引颈北望,充满感伤。

《塔里的女人》写的是类似佳人与才子的相爱。黎薇是一位聪明而漂亮的女大学生。她爱上了一位优秀医务检验专家、提琴家但又是有妇之夫的罗圣堤。他俩苦苦恋爱了三年而未能正式结婚。黎薇愤而离开了罗圣堤与另一位男人结婚。抗战爆发后,她远离战火,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罗圣堤从此沉溺于酒色之中,思念黎薇。后来,他独自一人来到华山,打算了此残生。

《海艳》写青年男子印蒂在旅行途中与分别多年的表妹相遇,两人在西湖畔热恋,在青岛度蜜月,过着诗与梦般的相爱生活。“九一八”事变后,印蒂离开了表妹,诗与梦的爱情从此破灭。

无名氏的小说在战时宣扬灰色思想和颓废,受到过批判。

战时重庆诗歌创作,从严华龙的《迎一九三八年》、覃子豪的《伟大的响应》到藏克家的《宝贝儿》,来势迅猛,出现一个又一个创作热潮,内容繁富,主色调鲜明突出,呈现出理性追求寓于情感追求与审美追求之中的总趋向。其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三种层次:政治抒情诗——长篇叙事诗——政治讽刺诗。狂奔的激情、战斗的呐喊、浮躁而缺乏深沉、整体认同而缺乏个性特征,成为共同的特色。严华龙在《迎一九三八年》一诗中大声疾呼:“若干只热手握得紧紧,抗战的火焰燃烧着山谷平原;中华民族的子孙不畏惧暂时的失败,抗战!抗战!继续抗战显露曙天。”

老舍来到重庆后,呼喊“保民杀寇”:“上战场,上战场,弟兄们,为保民杀寇,去洒这热血一腔!”方殷来到重庆后,写的是:“我歌颂血,血正洗刷着被辱的祖国的土地;我歌颂血,血正在新中国的基石缝里灌着浆泥。”

艾青、臧克家及袁水拍是重庆、也是整个中国现诗歌创作中有成就有影响的诗人。他们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重庆人的悲观、憎爱与期待之中,把自己的诗歌献给重庆人民。

三、战时重庆的剧坛和影坛

l9391月以后,重庆的剧坛与影坛汇聚了众多优秀戏剧家与电影家,问世与演出了数以百计的抗战剧本与一批优秀电影,吸引了广大观众,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演出方面,则被称之为“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抗战前,重庆电影界单独开展的活动较少,多参与戏剧界集会。抗战爆发,“中制”、“中电”两个电影厂迁来,影坛初具规模。

1940年,可以说是重庆电影鼎盛年。这一年的重庆电影界摄制了六部故事片、七部新闻片、一部纪录片。这在战时重庆影坛上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收获,而且质量有着显著的提高。这些影片不仅主题多祥,题材广泛,同时讲究电影技巧。这些影片中,有以“表现敌军反战情绪及行动为主题的《东亚之光》,有以纪录湘北大捷史实,表扬民众威武”为主题的《胜利进行曲》,有以“表现我抗战力量的雄厚,精神的奋发,使汉奸觉悟反正"为主题的《火的洗礼》,有以揭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内蒙之阴谋,并表现汉蒙两民族团结抗战”为主题的《塞上风云》,有以“表现我空军战绩并提倡服役空军"为主题的《长空万里》以及以“表现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爱国觉醒"为主题的《白云故乡》。摄制的唯一一部纪录片《民族万岁》是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子,报道了大后方藏、苗、倮、蒙等民族的生活风俗和情

此后,因缺乏胶片,无法拍片,电影演员转入话剧舞台。

重庆抗战剧坛演出四五百部剧本,可分为现代剧和历史剧。

现代剧数量多,它随着重庆社会生活与戏剧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呈现不同格局和色彩。

l94110月~194510月的“雾季公演”中,近20多家剧团轮番演出陈白尘的《大地回春》、《结婚进行曲》、《大地黄金》、《凯歌归》,夏衍的《愁城记》、《法西斯细菌菌》、《水乡吟》、《离离草》、《芳草天涯》,袁牧之的《孤岛小景》,老舍的《面子问题》、《残雾》,马彦祥的《江南之春》,凌鹤的《战斗的女性》、《猴儿大王》,曹禺的《蜕变》、《家》,袁俊的《美国总统号》、《山城的故事》、《万世师表》,臧云远、王云阶、吴晓邦的《法西斯丧钟响了》,于伶的《长夜行》、《杏花春雨江南》、《戏剧春秋》(与夏衍、宋之的合编),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宋之的的《祖国在呼唤》、《春寒》、《雾重庆》,陈铨的《野玫瑰》、《蓝蝴蝶》,沈浮的《金玉满堂》、《小人物狂想曲》、《重庆二十四小时》,王进珊的《柳暗花明》,洪深的《黄自丹青》、《女人女人》、《鸡鸣早看天》,徐昌霖的《重庆屋檐下》,张本志的《啷格办》等。

历史剧创作与演出也占据有很重要的地位。“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文化专制,作家处境险恶。为避免查禁,进步戏剧家取材于历史,立足于现实。郭沫若创作《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胆》、《虎符》、《南冠草》,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槿花之歌》,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吴祖光的《正气歌》、《牛郎织女》、《林冲夜奔》,周彦的《桃花扇》,杨村彬的《清官外史》等等。尤其是,《屈原》、《天国春秋》和《鄹成》的创作与演出,可以说代表了重庆抗战剧坛历史剧达到的最高水准。

话剧演出成为重庆文娱活动的主干。在茶馆里,若是你没看过两场话剧,与其他茶客交谈就缺少话题,甚至不投机。

四、绘画与木刻

战时中国画家大都有过在重庆的生活经历,他们在服务于民族解放这一总目标下复兴中国美术事业,以自己的美术主张与创作实践走出了不同道路:或借鉴西画艺术,融汇中西,成为一垡巨匠;或在中国画内部独辟蹊径,成为一代大师;或致力享木刻与漫画的创作,取得巨大成就。徐悲鸿、张善子便是其中享誉画坛的大家。

193710月,徐悲鸿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他创作有油画《月夜》、《自画像》,中国画《风雨鸡鸣》、《贫妇》等等。193810月,他携带作品赴印度展出,获得报酬10万元,全部捐出用于抗日救亡。他在印度三年多,完成了酝酿已久的中国画《愚公移山》巨幅和《负伤之狮》,以及油画《印度牛》、《喜马拉雅山》、《印度风景》,素描《琴师》,等等。

徐悲鸿以画马驰名海内外。他画的马,独创一格,意蕴深刻。他画的马大都不带缰辔,多为奔腾,体现出“天马行空”、令人神往的一种思想境界和犷悍豪放的艺术特色,自然也蕴含了画家对民族、国家能早日强盛的殷切寄托。《愚公移山》是他绘画中的一幅杰作。这幅作品的思想极为深刻。其时,中国民族解放战争正处予十分艰苦的阶段,要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发扬锲而不舍、坚持不懈的愚公移山精神。l942年他回到重庆,参加“文运会”主办的联合国家艺术展览会,并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张善子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哥哥,抗战时期在重庆影响大。他创作最多的题材是中国历史英雄与爱国故事。他连续创作了《弦高犒师》、《苏武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图》、《文天祥像》、《正气歌》中12幅人物画像及四维八德人物画像。其创作目的与动机如他在《文天祥像》上的题词剖露的:“要效文文山先生,发扬民族精神。”他还在各处举行《正气歌人物巡回展览》,起着宣传与动员日救亡的作用。“八一三”周年纪念时,张善子创作出巨型诗画《中国,怒吼了》。画面上端为怒吼的雄狮,象征着觉醒与奋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画面下端为摇摇欲坠的日本富士山。

其他著名画家和木刻家还有傅抱石、林风眠、李可染以及李桦、王琦等。

战时重庆美术最为活跃,成绩尤为突出的是木刻。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3810月迁来重庆,19397月迁桂林。木协”最有影响是木刻展览。

19394月,“木协”在重庆社交会堂举行第三届全国抗战木刻展览,展出作品571幅。194210月,中国木刻研究会主办了全国木刻展览。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协举行。展出400余幅作品是,其中有30余幅木刻作品是周恩来从延安带到重庆的。这些作品出自南北不同作家之手,显现出在不同地域与不同的客观情势和生活环境下的不同风味。华山的《王家庄》是一套珍贵的连环木刻画,映现敌后抗敌斗争;力群的《听报告》、《饮》与《伐木》等作品以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展现了陕西特有的风情,焦心河的《蒙古青年》等作品表现了蒙古民族生活,古元的《哥哥的假期》、《割草》与《牛棚》等作品采用中西结合的表现方法,成为探索木刻民族化的范例。徐悲鸿参观展览会后对延安木刻及共产党艺术家大为推崇,当场选购了古元的《哥哥的假期》、《割草》等几幅原作。随后,他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文章,对展览会给予高度评价。

1943111,中国木刻研究会在夫子池励志社再次举行木刻展,纪念该会成立一周年,参展作品400余件。同年10月举行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作品300余件。这次也展出了延安木刻家的作品。

五、重庆抗战文艺的历史地位

人们习惯称重庆为大后方,其实,面对日机连续数年的战略大轰炸,重庆又何尝不是烽火连天的前线呢。重庆抗战文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对敌抗战和重建文化双重的责任;它既是反法西斯战争最前沿的号角,又是维持长期抗战不竭的力量源泉和后盾。其不可复制的悲壮,本身就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重庆抗战文艺最大特点,是对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来源的文化的包容性,是在共同抗日前提下,各种文化多元共生的繁荣局面。抗战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各派政治力量、各种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流派相处最融洽,所有文化科学工作者团结最好的时期。30年代的“左翼文化”与非左翼文化一起转入抗战文化运动,转入新高潮。

如果说,抗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篇章,那么,它也是重庆文艺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发生的每一重大事件,倡行的每一重大行动,不仅具有全国性,而且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休戚与共。因此可以说,重庆抗战文艺既是中华民族抗战文化的中心和主体,也是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永为我们所景仰。